2014年7月，部门领导通知我们几个年轻同事，说是要参与馆里的文物普查工作。听到这一消息，我着实有些兴奋。对于一个从事文物研究工作的年轻人来说，这可是再好不过的学习机会了。

其实，馆里的文物普查工作老早就开始了，主要是藏品保管部门在做。近半年来，由于工作量增大，工作日程加紧，馆里决定抽调其他部门的员工来参与这项工作。但所抽调的员工必须是信得过、靠得住、能干活的人。这么说来，我在领导眼里还算是个“人才”。

8月，藏品保管部对我们这些外部门抽调来的普查人员进行了严格的培训，诸如文物普查制度、文物普查操作流程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交代。可具体的普查时间安排，让我们培训结束后各自等通知。这是因为馆里的库房众多，为了保证文物普查工作的有序进行，必须分批次、分类别进行开库整理。

等到11月下旬，藏品保管部终于通知我可以进库房了。虽然等的时间有些久，但丝毫不减我对文物普查工作的热情。

于是，在一个重度雾霾天的周一早上，在库房负责人的带领下，穿过长长的走廊，经过重重的安检，我终于来到了库房门口。那感觉跟美国大片里的情形是“一样一样的”。

文物库房可是重地，虽然我在博物馆工作两年多了，但库房这地界平时是没有机会接近的。要不是这次文物普查，要不是藏品保管部这次缺人手，我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荣幸！

为了保证文物安全，严格执行博物馆的保密制度，至于文物库房内的具体情况和细节，我只能“此处略去二百字”。但可以透露的是，我所在的库房里是一批数量惊人的瓷器。

我进库房的时候，已经有藏品保管部的同事在里面工作一阵子了。参与本库房文物普查的人员分老中青三代：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负责坐镇把关；有丰富工作经验，且年富力强的中年同事做具体的取放文物、核定信息；而我们几个年轻点的，就只能整点数据采集、录入啥的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也就是工作了两天，我的兴奋劲就消耗尽了。

馆里的文物库房在国内绝对算得上是规格和设施较高的库房，但毕竟还是库房，不通风不透气，在这个深冬的时节，真是阴冷。

再有，因为文物存放时间较久，器物上落的全是灰尘，取放文物的过程，尘土飞扬得很。外面北京的重度雾霾天比起这来，根本不是一个等级。在外面，雾霾天我是懒得戴口罩的，可这一进库房，就必须把鼻子嘴巴捂得严严实实。

当然，更恐怖的还在后面。进库房的第一天，都快要临近中午饭点了，一位负责核定信息的老师突然说了句：“怎么少三件啊？”

这声调不是很高的一句话，立马让全库房的人都紧张起来。于是所有人停下手头上的工作。倘若文物数目对不上，这事儿可就大了。但见负责取放文物的同事低头不语，眼睛瞪得跟灯泡似的，对于前后几箱文物重新进行核对。其他同事不能动手，却也是在一旁屏息凝神，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。

原来是有三件小个儿瓷器因为时间久了，器身上的编号标签自然脱落，负责核定信息的老师一时疏忽，给当作成套的文物了。好在是一场虚惊，但每个人也是一身的虚汗。文物普查工作中，这种让人揪心的情况可是常有发生的。

进库房的第二天，我也出了点儿意外。

在数据录入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重复的藏品编号。要知道文物信息不准确，后果是很严重的。况且这个差错还是出自我的手。

我不敢声张，迅速把这两天我录入的所有数据的原始文件找来，一件一件的对照、排查，整整一个上午，700多件瓷器，每件瓷器都是六位数字的编码，我就这样挨个比对，终于让我给找出来了那个出错的编号。

眼睛花了，手指也僵了，我喘着粗气，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。我再看看偌大的库房，满满的箱子，四十万件瓷器，这才普查完不足两万件……

周五是我原定的义务献血的日子，只得向库房负责老师请假，不过中午前我便献完血赶回了单位。库房负责老师叮嘱，献血完了得好好休息。我仗着年轻，说没事，正好接下来是周末，两天休息时间足够恢复了。

周五下午，或许是刚献完血，精气神尚未涣散，还没有明显不适的感觉，但到了周六日却不行了，明显感觉身体发虚。眼见这周末都要结束了，我却没有自己预想的那样恢复体力，想到周一又要去库房干活，内心是惆怅至极啊。

有心向库房负责老师请假，可上周五是我信誓旦旦地保证两天休息就足够了，这再去请假，是不是太不爷们儿了？

正在我无比纠结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是库房负责老师发来的短信：“周一库房移送文物，停工一天。”

我长长舒了一口气，终于可以再休息一天了。